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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张政烺博大精深的学识与他勤奋读书是分不开的。早在当年在北大攻读本科期间，他就遨游书海，及至进入“中研院”史语所，由于对知识的渴求和工作的需要，他几乎看完了史语所的全部藏书，有的甚至能够背诵。此后也手不释卷，有“活字典”之称。郭沫若曾不无感叹地说：“这个人学问真好，比我看过的书还多。”

　　“以牛的勤恳、踏实的精神，为两个文明建设作出贡献。”这是著名史学家张政烺对社科工作者的勉励，也是他学术生涯的写照。他博大精深的学识、惊人的记忆力、严谨扎实的学风，令人敬佩；对学生尽心尽力的教诲，以及他乐于助人、提携后学的精神，令人难以忘怀。　　

博大精深的学识

　　张政烺博大精深的学识，表现在科研、教学和古籍整理等多个方面。

　　在研究方面，他发表了不少论著，其内容涉及中国古代史、考古学、古文字学、古器物学、版本目录学、通俗小说等诸多领域。这些论著都是典型的厚积薄发，具有开拓性、原创性，解决了许多疑难问题。如《平陵（陈得）立事岁陶考证》一文，开拓了用陶文结合铜器铭文来考证历史的新途径。《〈封神演义〉的作者》一文，考定明时道士陆西星（字长庚）为《封神演义》作者，解决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不小的问题。又如，《讲史与咏史诗》以探究讲史起源为主旨，考证咏史诗为讲史之祖，认为“讲史一艺盖出于晚唐之咏史诗，初由童蒙讽诵，既而宫廷进讲，以至于走上十字街头”，“平话即由咏史诗演变而来”。而“通俗演义始于罗贯中，乃仿平话而作之大众读物”，理清了通俗小说的源流。《六书古义》征引大量先秦两汉时的文献和甲骨、汉简六甲刻辞，论述《说文解字》的“造字六书”实为刘歆的一家之说，找到了许慎改定刘说的依据。他的论著得到了郭沫若、胡适、傅斯年等学术大家的肯定与赞扬，并给予“小王国维”、 “先秦史泰斗”等美誉。

　　在教学上，张政烺先后为北京大学开设“中国上古史”（亦称“先秦史”）、“金石学”、“中国史学史”、“古文字”、“古器物学”、“文化史”等课程，为清华大学开设“古文字”等课程，还为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讲授“古文字学”、“中国考古学史”。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期间，他给研究生院的学生开设了“版本目录学”、“古文字学”、“中国古代史”、“金史”、“古文献学”等课程。他博古通今，对古文献、古文字、古器物都有深度阐发。他将自己多年来的研究心得毫不保留地传授给学生，培养了一大批科研人才，如宁可、邹衡、张守常、吴荣曾、黄展岳、俞伟超、张忠培、严文明、高明、徐苹芳、王世民、李伯谦、任式楠、何龄修、陈高华、郭松义、王曾瑜、张显清、林沄、李零、王震中等，可谓桃李满天下。

　　张政烺还承担了《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点校和出土文献（云梦秦简、马王堆帛书、银雀山汉简等）整理等重大学术任务。其中，点校本《二十四史》被称为“新中国最伟大的古籍整理工程”。

　　张政烺博大精深的学识与他勤奋读书是分不开的。早在当年在北大攻读本科期间，他就遨游书海，及至进入“中研院”史语所，由于对知识的渴求和工作的需要，他几乎看完了史语所的全部藏书，有的甚至能够背诵。此后也手不释卷，有“活字典”之称。郭沫若曾不无感叹地说：“这个人学问真好，比我看过的书还多。”

严谨扎实的学风

　　张政烺治学严谨扎实，一丝不苟。

　　他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广泛搜集和综合利用甲骨文、金文、陶文、石刻、简牍、帛书等出土的古文字资料，结合古文献记载来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尽力得出符合我国历史实际的科学结论。考释甲骨文、金文，皆遵循科学途径，根据充分，触类旁通。

　　张政烺崇尚实学，写文章，内容充实丰富，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不论长短，必有新意和深度。例如，《宋江考》考证出宋江起义时仅有36位英雄。50年后，学界也只找到一条补充材料。《中国古代十进制的氏族组织》，论证了商周时农村公社普遍存在，社会结构的特点是贵族与平民对立，居民组织或军队编制均以十进制等。这一成果对于认识商周社会结构具有重要推进作用，多被后人征引。《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破译了困惑学界数十年的铜器铭文，他认为甲骨片上出现的一行三个或六个的数目字组为古老的数占法易卦符号，这在易学研究中有开创之功，带动了有关八卦起源的深入研究。又如，他写作《“十又二公”及其相关问题》一文，历时近50年，论证了东周时期秦国铜器铭文常见的“十又二公”和《春秋经》的十二公，都是“公取十二，法天之数”的迷信表现，当是虚数。

　　惜墨如金，是张政烺严谨学风的又一方面。他常说，文章写清楚明白，让人看得懂就行了。他的文章都是自己潜心研究和冥思苦想的结晶，没有成为过眼烟云。

　　张政烺更尊重学术规范，从不抢先使用他人尚未发表的资料。例如，1984年，他发表的《易卦——近几年来我用考古材料研究〈周易〉问题的综述》一文，综合叙述了甲骨文、金文、简帛等多种文字，其中还有随单卦、重卦、变卦、互卦等的论述。但论述未能遂心尽意，其原因就在于作为最重要资料的江陵天星观楚墓出土的竹简发掘报告当时尚未发表，他虽曾目睹有易卦的竹简资料，但出于尊重他人的劳动而忍痛割爱，舍弃了对资料的引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感念恩师教诲

　　乐于助人，延揽人才，无私地提携后学，是张政烺为人、为学最感人之处。由于他的人品学问皆称楷模，所以慕名求教者甚多。他对来者一视同仁，热情接待，从无门户之分、亲疏之别，甚至对不认识者也有求必应，有问必答，还会亲自将所查资料写在纸上送予对方。他是学林中的一棵参天大树，对于其尽心尽力的教诲和扶持，作为他的学生，至今仍历历在目。

　　1959年，我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有幸听他讲授中国通史先秦史。他身材魁伟，常穿一身褪了色的中山装。他备课认真，每次上课时都用布包袱包一大堆资料带到课堂上，讲课时引经据典，实证性强，极富吸引力。同学们都说，他人品好、学问好，对先秦史的造诣尤深。

　　后来，张政烺调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我于1964年毕业后考取了他的研究生。那时研究生的理论课、外语课由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统一教授，专业课由导师负责。第一次拜见导师，他便以聊天的方式，向我布置了学习任务和方法。他明确指出，要先读书打基础，从先秦的基本史料读起，精读、细读。打好基础后，再练习写学术论文。为了帮助我读懂古籍，他还亲自带我到琉璃厂购买了一套殿本的《十三经注疏》。

　　1976年，历史所的业务逐渐得到恢复，但是我的业务已荒废多年。他对我这个老学生依然精心栽培，指点迷津。我参与了《中国古代历史图谱》编写的集体工作，其间，他给予了全面而细致的指导，并亲自拟定提纲、体例，指定参考书，甚至亲手修改我写的文稿。当我每有些许的进步，他必会给予热情的鼓励。

　　他谆谆教导我如何做研究工作。他常说：学术研究就像接力赛跑，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做进一步深入的研究，“更上一层楼”，最忌讳人云亦云，做重复劳动。为此，就要选择那些前人没有研究过，或研究薄弱，而又有大量新材料的题目去做。他的真知灼见，对我日后的研究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高山景行”，恩师的品格永远激励着后辈前行。　　

　　张政烺（1912—2005），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版本目录学家。曾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古文字学会理事，先后被聘为国务院古籍出版规划小组成员、文化部中国文物委员会委员等。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5-08-08第324期